何胜江的书法？
16世纪初期，随着明成化年间文征明的崛起，在江南形成了一个以文徵明为首的群体（包括王宠、唐寅等），被称为“吴门书派”。其特点是追求雅致俊逸的风格，与当时尚健在的赵孟頫和董其昌都大有关系——从风格来看，有赵的俊逸和董的典雅；从笔意来说，则多受赵孟頫的影响，强调以楷书入行、草。同时期的祝允明也具有这样的面貌特征，而他的弟子沈度，由于受到皇帝的褒奖，成为当时的馆阁体典范人物之一，对后世影响至深，直至民国时代仍然有人仿效之，所以后人论及明代书法往往将“吴门书派”与馆阁体并论。
不过，虽然被并提论叙，但两派的渊源不同、审美趣味相异，实难一概而论；若非如此，也就不必专门提出加以评论了。因此，所谓馆阁体的特点，其实只是就其“习气”方面而言的。 何胜江先生的书法大致属于这一系统，但他的用笔还是更偏重于明中期以来“吴门书派”的路子，比较明显的是《心经》。这幅作品整体上显得有些松散，缺乏力度是主要的问题所在，这与其说是由笔法造成的，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作者对于整体布局的把握存在一定的欠缺。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他是为了刻意追求一种“雅致”风格的考虑。事实上，他在其他一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笔力和气势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比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尤其是其中的“般若”二字写得格外有力道，可见并非没有实力。 而另一幅《六字真言》则体现出作者对于藏文的熟悉程度显然不够，除了个别字外，多数字的笔画书写都存在问题；同时，笔画之间没有明确的虚实变化，使得整个作品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团墨迹而已。
至于其他的书法作品，大多是从清代中期兴起的帖学体系中衍生出来的，如《道德经》一作就属于此类，这种风格在当代已经十分普遍化了，因而也没有什么可说了。此外还有一幅行草书，虽落款署“壬辰年”，但具体年份无法得知；且笔法粗率、结体呆滞，全无章法可言，不能说是合格的作品。 这几件代表作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何先生似乎有意追求一种秀劲的风格取向，但却并没有掌握住其中的真谛。事实上，在明代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还更推崇质朴的风格样式，到了晚明时期才出现了更多追求雅致的风格倾向；而在清代中期以后，帖学的兴起又带来了一种更为重视笔意、讲究韵致的新风气。所以，如果仅仅满足于追求那种清雅的风貌的话，那么，何先生在用笔上应该更注意加强中锋运笔的力度，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细笔”，否则就容易显得软弱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