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书法是什么体？
关于白居易于书事，唐《云仙杂记》有“乐天在江州时，尝作《白鹤诗》寄京兆尹杨严”之记载：“公作《白禽词》一卷，寄京兆尹杨严云： 鹤飞反故乡，徘徊孤坟前……君今既老矣，此志适能捐！ 白鹤与孤坟，悠悠两相悬；天意君应识，人言子岂知……”元范氏天一阁本《白氏长庆集》收此文为《和杨十二主簿松苑新斋即事》（见《全唐诗》第437卷），明李祯辑补《古今逸史·集外稗编》也收录了此文，文字略异于天一阁本而内容则大同小异。清丁丙辑《宋人集佚》也收有题为《送江州杨使君罢任归京》的唐人七言律诗四首，其二云： “官舍孤吟近钓矶，离情无限落江湄。 山衔落日河衔斗，天际浮云岭际稀。 远梦尚嫌关路远，故园应觉杏花飞。 何时更得东归去，黄菊清樽对落晖”，并注明此作是“唐元和二年(807)冬送杨严使君赴江陵”之作。从以上史料看，似乎可以肯定，此诗确是白居易于元和年间所作。
至于所题之书、书于何年，因无相关文献可资考证，也就无法断言了。但以常理推之，既然此诗作成于江州任上，那么书于彼时亦属可能——毕竟，在江州任上的白居易是以勤于笔耕著称于世的诗人兼书法家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上述材料未明确指明或暗示该作品的书写形式为书法，但从其篇幅与体裁来看，作为诗歌作品而又非书法创作，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将这首诗看作书法作品来论定其书风特点应该是恰当的。因此，我们仍然应当将其视为中晚唐时期流行的行草书的一种样式加以分析判断。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断，白居易大约是在贞元十六年至元和元年之间接触到了草书的，当时他正旅居长安做官，结识了秘书省正字、工篆隶书、精于草书的书家窦蒙之子窦巩兄弟。据窦巩撰《述书赋注》自序可知，他与白居易等人曾一起跟从窦巩学习草书之法。在唐穆宗长庆三年春正月壬辰，白居易还向时任刑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分司东都的裴度请教过草法。从这些情况来看，在贞元十七年前或稍后一些时间，白居易已经开始涉足草书领域并且有了一定程度的学习积累。
他还曾于贞元七年、十二年前后两次在洛阳游历，期间很可能受到来自嵩山的“二王”传统的影响。虽然我们无法看到白居易早期草书的作品遗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早期草书风格无疑受到了窦巩、裴度和以王氏为代表的“二王”系统影响。
当然，由于受审美取向和生活阅历等的影响作用，白居易于早年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这从他现存的楷书小品《祭李敬方文》、《祭杜鸿渐公文》以及行书尺牍《答刘禹锡书》《答客问旧游三首诗》、《与元九书》、《和答淮南牛相公思镇州益司徒见荐以微疾不能赴拜表三章》等等都可以见到端倪。
比如，在这些作品中经常出现的点画形态、字形结构及章法的处理上都明显体现出追求平正、自然而又注重变化的特点，这也正是后世所谓的“平正宽和”的风格特征。这些特点直到他晚年依旧保持着。
如前述《赠李客》诗中的草法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整体上看，此作品布局疏朗、用笔潇洒流畅、结字自然生动且具有较为明显的“欹侧”之势，虽不见有太明显的“二王”遗韵却也不乏魏晋风度的遗照，而且笔画之间的连带关系也十分紧密，通篇看上去十分和谐统一又不失自然灵动之美感。总之，这样的风格特点既符合当时社会审美风尚又具有一定的个人特色，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艺术造诣方面已达到很高的水准。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首作品中还大量使用了一些类似于今楷书中所谓“藏锋”的笔法——这种在草书中使用的笔法不仅使其更具表现力，而且还赋予了作品以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律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唐代崇尚“中和之美”的时代风气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