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炼钢铁是为什么？
我们学校当年也组织了学生去矿山上捡煤渣，烧结后卖钱。一天三毛钱收入，记劳动课时还扣掉二分之一，相当于一毛钱一斤。很多家庭困难的学生，天天捡，根本吃不起饭，饿得不行。也有一些人，觉得太费力气，不赚钱，每天只捡一点，混个饭吃。 说实话，那几年，我在城市生活的感觉就是：没钱真难啊！什么东西都贵，买什么都需要票证，吃个肉都很奢侈（我家吃肉都是过年过节）。当时我就想，要是能有一双筷子，一个锅，我在乡下也能吃饱了。所以“万元户”这个词还是很厉害的，意味着不用靠国家和集体就能致富。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所以看到国家有大动作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震惊。比如石油开采、核潜艇、两弹一星、超算和量子计算机等等。但唯独这次大炼钢铁，我没感到震撼，反而觉得很可笑——就那么点人，那么大点地方，能炼多少钢？能造多少坦克和大炮？ 后来过了几年，我来到山西一家煤炭企业上班。当时正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人们思想也很开放。记得当时有个领导说，现在市场经济了，我们要适应市场，多想想办法赚钱。然后另一个领导说，你们年轻人不懂，市场化不代表要什么都向市场价格看齐。比如说，我们这个矿井属于特低硫焦煤，可以出口，但国内是不允许卖的，因为会影响环境保护（烟囱的排放）。所以我们只能以成本价卖给当地一家化肥厂做原料，赚点加工费。虽然利润很薄，但是比挖出来直接卖原煤要强得多。 这个例子不是说明我的收入有多高，而是我觉得这个例子能说明几点：第一，市场并非万能；第二，计划和市场都有其弊端；第三，只要有合理的价格信号，在计划经济体制内也可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回到大炼钢铁上，当时中国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一切按指标分配，所有人都要听命于上级，包括生产和消费。突然来了这么一项运动，从地方政府到工厂车间都在讨论，到底该增产还是减产？因为任何一个决策都是计划外的，都要增加成本或者损失收入，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但不管怎么说，这项运动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很简单，价格信号不对。既然不能按市场价格购买铁矿或者煤，那就只能按照成本价给冶金工业部门。要知道，当时的冶金工业可是高利润行业，如果收不到钱，谁还会积极干活？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拿工资的态度很随便，干好干坏一个样，于是效率低下。
一方面是因为急于求成，以钢为纲，妄图通过大炼钢铁来赶超英美
1957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国内政治宽松，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建设速度问题上，有了更高的追求。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当前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的根本任务是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省、区、市召开了各种会议，大力向全党进行反右倾教育。会上，强调了以钢为纲的思想。随后又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
从1958年5月到8月开始，党又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大跃进正式开始。毛泽东在1958年2月广东从化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中央提出了十五年赶超英国，这可能实现；也可能十五年还赶不上，还要更长一点时间；也可能十一年，也可能七年、八年就超过英国。因此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党要求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适应赶超英国的目标，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钢产量必须大幅度增长。
从大跃进前后钢铁产量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党在追求高指标的思想。1958年1月成都会议期间，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在会上提出70年代我国钢产量可以达到1亿吨，冶金部部长吕正操表示没有问题。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提出了1959年钢产量要在1958年基础上翻一斤，达到1070万吨。在1958年9月27日发出的有关争取钢铁生产更大跃进的批示又提出争取早一点达到1亿吨的钢铁产量。因此要求1958年工业年增长11.6%，1959年增长15.2%，1960年再增长16%，此后三年19%。
另一方面是中共八大对我国工农业发展比例的不当安排导致了后来对钢铁生产不切实际的要求
中共八大对于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的认识的错误倾向导致了后来大跃进中大炼钢铁运动。中共八大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了"在三个行业同时并举，以工业为主导，把重工业放在首位"，同时要照顾到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八大提出的以重工业为主，把重工业放在首位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三者关系的认识有不当之处：首先，八大提出要在十二年间把重工业提到首要地位，把80%至90%的基本建设投资放在重工业，把发展重工业的约70%放在冶金工业、电力工业以及煤、铁、锰的采矿工业上，这个提法有失偏颇，有失轻重工业协调发展，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其次，中共八大对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的要求过低，这样不利于为重工业积累资金以及提供市场；再次，中共八大在提出以重工业为主的同时，为了缓解重工业的发展可能造成的粮食、轻工业品和建设投资不足的情况，提出通过多快好省地建设来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就变成了只要数量，不顾质量，忽视了数量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