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传单有收藏价值吗？
1967年6月，“全面内斗”开始的第二次“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正如“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孟国祥所言，从此内地城市里的暴力事件升级，红卫兵在全国的大中小学校内外大打出手，把“文化革命”推向了第三个阶段即全面内斗阶段。而全面内斗的标志就是“大串联”和“夺权”。
1967年9月，红色恐怖达到顶峰，这是“最高峰”的时代。当时南京路上悬挂着标语：“只有革命到底，才是出路”，“革命必须彻底，必须革谁的命？革当权派的命！”。
1967年12月，以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为首的军司令部成立了“上海武装起义指挥部”，并计划三天内攻克上海。但是，计划失败后，许世友密谋调集十个师围攻上海。在濒临成功之际，却于1967年12月20日，遭到潜伏在解放军内部的上海副市长王国祥的举报而中途废止。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孟国祥说，“在那种情况下，传单这种东西，肯定有它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史，更重要的是那种宣传动员的作用。”
从现存的六册《革命造反宝典》来看，其制作十分精致、考究。每册封页上均以红铅印大字印着：“革命派紧急集合码”。内容更是以“万岁”、“彻底决裂”等口号为主。
孟国祥说，制作如此精美，可见那些造反派的心情。而这些显然不能放在一般人手里。“这个东西到了谁的手里，谁就会出事。”
除了《革命造反宝典》之外，上世纪60、70年代间流行的传单品种可谓五花八门，既有批判“保守派”、“保皇派”的各种黄色喷绘纸，又有被称为《大字报精选》的各种颜色油印大字报，还有形形色色的“派性”小传单、便签条等。
至于具体持有原因和用途，其持有者大多称只是留作纪念。而由于诸多传单内容大都指向“打派仗”、“揪军内走狗”、“革命到底”、“永远前进”等，其内容与当时“内斗”实际相吻合。
“所以很多人都在保留，因为当时都是热血青年。留到现在肯定是有情感因素在。”
不过，当时许多散发此类传单的学生、青年，有的已经逝世：“如果找齐这些传单，很可能是一个很难的事。因为很多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是历史的记忆。”孟国祥感叹道，“这些年轻人当初，肯定没有想过会有一天留下这些记忆。而在这种特殊的记忆里，他们肯定希望被看到、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