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有收藏价值吗？
有的，但是价值如何取决于很多因素 一般来说古籍的收藏价值可以从版本、内容、版式、装订方式、文字资料等进行判断，但决定其价值的最终因素是流传情况，也就是这本书是否完整地保存下来。如果一本古籍历经沧桑，能够完整无缺地保存了下来，那么它的价值自然是极高的；但如果一本书虽然较为完整，但是在流传的过程中有所损缺失，那它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 我们在讨论古籍的收藏价值时，需要同时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这本书是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二是是否能比较完整地流传到现在。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说这古籍有了较高的收藏价值。反之，某些古籍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其原件由于种种原因已毁失，这样即使我们能从中窥见一二，但毕竟缺乏完整的原件，其价值也是难以达到原真的水平。 所以对于收藏者来说，在关注古籍的版本、内容等的同时，还应特别留意该书的流传情况，特别是要注意书中字句的删改和批注，因为这些往往能帮助我们考证该书的流传情况和版本差异，这对于了解书籍的史源流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论语》为例，关于《论语》的典籍文献虽然有很多，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论语》文本，却是宋朱熹编定的《四书章句集注》中收录的南宋理宗绍定年间刊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以前《论语》的注本虽多，但都是单行本，没有纳入官方钦定的《十三经》之列。而此本《论语》收入《四书章句集注》后，后世凡读《诗经》、《尚书》、《周易》、《春秋》以及《孝经》、《老子》就必须以此为标准，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宋绍兴年的本子应该算是最早的《论语》读本了。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本子的流传情况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流传的过程或多或少留下了印迹。比如我们注意到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这个本子的“论语郑氏注”前面有一个“四库全书”的序言，说明这个本子曾入藏于清宫的《四库全书》之中，而且从“四库全书”的提要中我们可知，这个本子是经过乾隆皇帝亲自审阅过的，可见其重要性。但因为《四库全书》的编纂目的是为了体现“我朝文宗”（清高宗）的雄略，故虽“于经籍无所删削”，但却在每部书的前面写了提要（即对每一部的内容都做了概括性的介绍），这种做派与明清之际许多藏书家保持传统（即只标注版刻信息而不论及内容）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可以想见，这个本子经过《四库全书》的刊布之后，其流传之广更是空前绝后的，但这同样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因为经乾隆皇帝这么一宣扬，这个本子可就真成了正统的《论语》范本了！于是那些原本注解《论语》的学者们便成了异端。这种情况到了清代中后期更趋明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康熙年间的《四书释文》里，关于“论语郑氏注”一条还只说此本“颇循旧例”，而到了晚清李兆洛辑《四书集注》时，便说此本“独列于经，盖以此也”。（按：李兆洛的《四书集注》在引用经典时一律称引原文，不作任何删节，所以他提到的“此本”应该就是指的《四书章句集注》，而不是别的什么本子。）
除了注意古籍的流传情况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有些古籍可能是伪书的情况。所谓“伪书”不是说本书内容是伪造的，而是说本书可能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或是成书的时代远远晚于题署的年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版本还是内容都不具太大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