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国三十五年吗？
民国的纪年法源自《清史稿》，而清史的纪年采用“干支纪年与帝王年号纪年并用”的方法。所谓“干支纪年与帝王年号纪 年并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既可以用天干地支来标记，也可以用帝王年号来标记。如甲午年或光绪二十二年；辛未年或咸丰十一年等等。这种纪年方法带来了一个困难：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相同的干支年份，如何区分它们是属 于不同朝代的呢？为了避免这一矛盾，就必须赋予每一个朝代一个唯一的称呼，这个称 呼就叫做“年号”，它是一个朝代区别于另一个朝代的重要标识。但是，年号并不能够完全避免“同治元年”“雍正十年”“乾隆五十五年”等称呼所引起的混乱，为了进一步区别同一朝代的不同年份，人们又在年号的前面加上了皇帝的名字或者年号，我们就把这种方法称之为“年号叠加纪年法”。所以年号仅仅是一种辅助性工具。只有当两个以上的纪元同时存在且无法用干支划分时，它才发挥作用.
由于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改朝换代”总是伴随着“易名更号”，也就是说新的统治者总是要用新的年号来标示自己的时代，因此尽管一个皇帝在位可以有多个年号，但每个年号只代表了一个皇帝在位的时间，所以这种年号叠加纪年法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为识别带来什么大问题。然而，问题是在民国前后出现了大量的“不更号”的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年号累赘”现象。即一个皇帝一个年号，或者是若干个皇帝一个年号。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政权一旦确立，它的纪元体系就会向前追溯寻找一个合适的点作为起算点，这个点通常被认为是该王朝开国皇帝的君主年号。而一个王朝的开国年号往往也是该王朝唯一的年号。如汉是“建元”、隋是“开皇”唐是“贞观”宋是“建隆”。然而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发生了改变。以袁世凯称帝为例，他本想继承清廷的“宣统”年号，但遭到反对，最后只得采用 “洪宪”之年号。问题是“洪宪”仅是他个人的年号，而不是一个王朝的年号。于是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何区分属于袁氏王朝的“洪宪”三年和属于汉朝的“ 建元”四年。又如，段祺瑞任临时执政期间，曾想使用“中华纪年”，即把农历庚子年（1900）看作是公元1900年的新年，并拟定了《中华纪年大纲》。可惜这一方案并未付诸实施。
除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之外，孙文也曾经尝试建立自己的纪元系统。他在广东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国历”即西历，每年三月五日为“双旦节”，而每年的元旦和冬至仍沿用旧称。
民国时期的年号实际上是一个相当混乱的东西——既有前朝遗留下来的“年号包袱”，又有各派系自行其是的“创制新号”。这给现代研究者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同样的年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而这些不同的名称又可能代表着性质截然相反的政权。例如，1942年是日本统治下的“昭和十七年”，同时也是汪伪政 权的“大同三年”，国民政府的“民国三十四年”，我党领导的“延安解放第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