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年是什么意思？
“民国”这一概念，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符号之一。它意味着与“王朝”不同的、一种新的国家体制——民国的创制，是与辛亥革命相伴相随的。 一般来讲，我们称呼一个时代的政府为某朝，其背后是一种继承性的意识形态，即认为政权的变化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延续；而“民国”则不同，它与帝制、与王朝是截然相对的。
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他颁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令》： “中国以前所有帝王官吏以至藩镇、清廷之流贼，凡由乱入治者，无论其为国民之意志或非国民之意志所产生，皆谓之亡国。自维民军起义，光复旧物，历定中原，应属国民之意志所造，岂但曰‘革’而言曰‘复’，意取反背，用殊未当。夫建元立号，本属政体所需。我中华民国，乃世界上第四共和国。民国二字，实为吾辈创立。今欲改易国号，自应首言‘民国’之称不可移易也。”
于是有了一段流传很广的话： “民国者，人民之国，由民众做主，选贤与能，而建国立邦者也。”“故民国者，民约所成，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盖国民既创民国，则惟国民有权，可择人治理。” 这种观念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在辛亥革命的爆发过程里，传统的王朝体系彻底土崩瓦解，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应运而生。
其次是因为在民国初年的南北议和中，北方代表提出复辟皇帝尊号，南方阵营对此严加斥责。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在通电里斥袁氏行径为“窃国”，张敬尧在湖南驱逐北军时，也曾发表演说，斥袁氏之帝制为“民国之癌”，表示“若容此患存在，国且无日可待；若不除此毒瘤，民亦无以生存！”
这种思想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力支持。蔡元培在讨论国号时说，如果采用联邦制，可以采用罗马帝国的形式，因为“罗马为古今中外唯一合民意之国家”，而共和时代则是罗马史上的“国号最光明时期”；假如实行单一制，则可效仿英国，建立“大英联邦”，并借鉴美国作为“联邦之主体”的经验。他特别反对恢复帝制，指出： “吾人对于前代不后之制度，万难循以为训。” 而陈独秀则从文化史角度论证了民国成立的正当性： “自秦统一六国，废封建而立郡县，汉承秦制而疆域益拓，文教昌明。至于汉唐之世，虽有藩镇跋扈之渐，然中央集权之制度则迄未颓败……至近代，洋务运动，自强新政，朝廷既知依赖外国之非计，始有戊戌变法，召人民参与国政。辛亥革命，虽承帝制，而内阁总理、各省都督，实系于总统，人民权利义务，颇有增进。”
这些论调表明，经过辛亥革命和民初的动荡不安，传统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崩离析；而新的国家意识和现代性则在艰难中成长起来，尽管充满了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