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顾鹿版康熙字典多吗？
内容：据业内人士指出，与历代官修的综合性辞书不同，乾隆朝以前的《康熙字典》并不收方言词语，而主要是以收文言词语为主。至于俗语，则往往只有音无义，或者意义简单，显得不足。那么怎样解决这些不足呢？
到了乾隆朝，官修的《儒林文摘》、《诗韵声律》等类书纷纷采录方言，从此《康熙字典》方言词语得以大量补充。尤其是此后乾隆七年(1742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四库全书》副总校的朱筠，在《康熙字典》序文中强调了方言的重要性，并建议增修《方言》一类之书，认为：“经传之音，音多可通，语其详处，皆切近良雅。然古人造言立义之久，不如今之词不达意者十恒焉……若乃一字之义，得者谓之独行，不得者谓之中声。中声者，古之音也。大行不顾细谨，大音不谐细响，信矣。”朱筠之论，可谓切中肯綮(qiú。缝制衣被的曲针)，然乾隆时未能付诸实施。
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江西吉安太守杨岘在《汉学堂集》中，首次提出了增补《康熙字典》方言词的必要性，杨岘认为：“盖方音变迁，有至八九百首者，《康熙字典》出于乾隆之初，在今不过二百年，当此数百年间，音韵之异，已不可晓。幸而清世集书，犹存其旧。若夫方技杂家，所记方言，以数百千计，已不可见。”
到了同治七年(1868年)，河南道监察御史曾秉濂又上了《请详定注音演义全集及补订康熙字典折》，请求“督抚臣限期催缴”，但因“事属特设，无专门人才，未便率行”，曾秉濂的奏折被留中了。曾秉濂是曾国藩的弟弟，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自然是情理中事了。
清末民初，学者孙念祖与王国维等奉命重新校勘《康熙字典》，孙念祖根据音韵学理论和实地调查，在《康熙字典》中增补了很多方言词语，还提出了修改音韵音韵字母的建议，但都未受到清政府重视。当军阀混战，清朝灭亡之后，“官修”《康熙字典》自然更是无望了。
此时，北京一些文化和印刷界的商人，看到了刊刻《康熙字典》的经济利益，在没有征得任何官方授意和批准的情况下，以“汇篆学之全，举音韵之初，网罗词藻，斟酌古今”为宗旨，着手组织人力排印了《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历时三十五年，在清朝乾隆5年1740年成书，是中国文字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辞书之一，该书收词语4万多条，共收录了46 358个汉字。但遗憾的是《康熙字典》未能续补方言词，给后世学界留下不少遗憾。
到了民国的1922年，由顾鹿、张宗祥、林羽瀛等担任纂修的《康熙字典补》开始排印和校对，此版本以《康熙字典》初印本为底本，参校了部分精审善本和官刻本。增补词语4500余条，补书证500多条。所收字限以《康熙字典》收字为基础，不贪多，但求精，力争雅俗兼备。编订的字音往往用新旧二切，校订者自订发音，并载明某字某音。
书末有《拼音目录》，《康熙字典》体例俱在。顾鹿，字植之，别号蓼园，浙江萧山人。清光绪举人，曾任湖北省阳新等县知县，有政绩。编有新《萧县志》。又工书善画，为一代耆英。《艺林杂笔》、《萧阳艺文志》、《浙江耆贤传》等均有传。另外，现存《鹿园诗存》一卷。《康熙字典补》为著名文人顾鹿唯一传世之作，该书填补了康熙字典不足之处，在语言研究上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套《康熙字典补》印本较好，正文二十卷，每卷分上下两部分，上为字典正文，下为“集解”“补正”。左为繁体字，右为中文字注音，用四角号码查检。书后有“厘定条例”“孙恩煜氏补遗”“拼音目录”。“厘定条例”是校订者张宗祥所拟，对原书条款或注语有误之处，加以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