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可以表彰为什么？
从“碑”到“帖 ”的转变，是时代和社会的变迁。 东汉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年)兴起刻石记功之习，即“石刻兴也”[6]。西晋太康二年（281）始立石铭于太学门外，以记国典政制及经籍存亡、贤能黜陟等，所谓"太学石铭兴也"[7]。这些石刻，或立于太学门侧，或置于武库北隅，皆用石圭为之表题；而所刊内容，亦大抵系国家大典章制度以及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这种刻石记事风气，一直影响到东晋南朝以至隋唐。 唐代李延寿说：“自魏晋至于梁陈，下至齐隋，莫不有碑；其石在路者，行人车马之所踩践；其竖诸郊庙社稷之前、山林泉涧之侧、公侯士庶之家，不可胜数，无益于世，有损于人”【《南史•文学传》】。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命魏徵主编《晋书》时也曾说：“昔上庸文懿公（指杜预）作志石头，以为天下国家不过一郡诸侯，故可以得志则简书之责，失败则耻辱之忧。此其所以然者，由道不虚行故耳。比见后嗣因前代之基业，处君父之位，昏悖荒乱，不能念及此言，岂不殆哉！”于是令诸王各撰本纪，以自警戒〔3〕。 从以上材料看，当时人认为石刻多不利于风俗教化，而且多有虚饰夸诞之处，因而多以为非。因此，许多石刻遭毁弃，有的石刻文字甚至被凿去，用以砌筑其他建筑物，例如宋初人薛居正说北魏太和末年，洛阳石经“悉为群碑所埋没，竟无所见……至于开元以来，乃稍加芟革，移置洛北尊贤寺东阶之下”{《旧五代史·薛昭蕴传》}。由于上述缘故，“石刻”逐渐演变为“帖学”，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艺术的崇拜却日益高涨，这显然与当时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关联。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人们可以从书籍中大量欣赏法帖，这就使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墨迹的影响，开始更多地关注碑刻。南宋姜夔对碑帖优劣的评价即是这样说的：“世之摹拓古人真迹，如欧阳公《集古录》所云‘以意改易，苟合而已’，谓之临本可乎？又如唐人双钩填墨之类，可谓不知书者也。今藏赵吴兴帖凡十卷，盖取唐时名公所作笔势，各就一家之法，钩摹刻石，以遗好事者。虽未必尽仿原本，要自可观…惟虞褚欧苏米蔡诸家精妙绝伦者，可以意求之。若李北海《道因法师赞》，颜鲁公《罗池神》二碑，笔力劲健，气象浑穆，则当玩其用笔之意趣而不徒赏其结构之美也。” [8]
这段评论虽然比较笼统，但也反映出宋人的审美趣味转向碑刻的趋势。 元代则出现了一种新的评价尺度，元初书法家汤厚说： “余谓《兰亭》《大观》二帖，尚是前人笔墨，未脱俗气，《道因》《玄秘》诸碑最为高古。《龙腾》《石鼓》《开宝》《天发神谶》诸刻，皆后世名家。” {汤厚《敬室文集》} 这与宋人重墨迹的传统相异，因为墨迹难免掺杂个人习气在里边，而石刻则更加接近古代经典原貌，更能体现古人的书法艺术风格，因此在元代碑学得以进一步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