笈多美术中国？
“笈多”，是公元3～7世纪印度古代王朝名称的统称。 该王朝由檀石槐部族所建，最早定都马图拉（Matura），后迁都达玛尔亚（Dharma-yajña）、塔布里基斯（Tabarkiṣ）与华氏城（Hauţśilā）等地。这个部落的首领被称为“笈多”(Guptas)，所以把以该部落为首统的王朝称作“笈多王朝”。
实际上，这一时期印度的各大王朝都是部落联盟性质的，王位继承实行父死子继制，而且各邦国国王除了名号外基本没有区别，都是由部落大会选出。一个国王去世时，他的一位或多位亲属会同时被推举为国君，这些国王之间没有从属关系。当其中一位国王获得了较大邦国的支持时，其他的邦国也会逐渐归顺其下，这时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王国。因此“笈多王朝”其实是一个合成概念，代表的是一个个邦国联合的时代。
“笈多美术”也同样不是指单一的美术风格，而指一种艺术风格在一个地区内的流行和传承。这种艺术风格最先由莫哈里·库马尔·贾伊(Mādhavrāksharaka Jai̇)在《印度艺术概论》中提出，并用于描述4～10世纪中印两国在雕塑及绘画领域相互影响的情况。
关于笈多时代的中印交流，史书有记载的有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公元609年和875年两次佛教僧团的往来。这两个时段恰好分别代表了“笈多美术”中的两个风格特征——犍陀罗（Gandhara）和印欧（Indo‐European）艺术的融合，和后一时期的笈多艺术对中原汉地佛教艺术品的影响。 在汉译佛经中，常常可以看到关于这些外域僧人带来的奇异珍宝的记述，比如《法句经》卷三中就有“种种珍奇宝物，从中天而下”的记载；《善见律毗婆沙》卷一中提到一位来自健陀罗的僧人，他奉佛舍利给佛陀献供的同时还带来了“无价珍奇之宝”；《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也记载了公元7世纪初一位从天竺来的一行禅师，他在京师“制龙宫图样，其图甚妙，非人工所就。”
这些记载可能部分反映了外来文化对本地艺术的影响，但因为记载来源有限，我们也只能做有限的推测。 在考古发现的文物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痕迹能够印证这类文化交流的存在。比如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遗址发现了公元2世纪的印度式佛像，以及同样属于2世纪的具有明显西方风格的泥塑像（图1）；在甘肃敦煌石窟中我们看到初唐时期出现了带有明显犍陀罗艺术特色的菩萨（图2）；而到了宋代，汉地的僧人又带去了新的艺术风格回印度，这些都在一定层面上显示了中印文化艺术的交流。
不过这种交流和影响应该是有选择性的，因为不同地区的艺术都会体现出当地文化特有的气质。正如李零教授所说：“印度的梵文佛经和汉地的汉文经典一样，并非源自同一源头，它们各自受到自己母语文字的限制……反映在艺术上，就是印度艺术和中国艺术各自保持自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