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宜兴款是什么年代？
“宜兴紫砂”，这四个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宜政年制”和“景星观”印款的合称。 “宜政”指的是明朝崇祯皇帝给御窑厂颁发的年号“宜政”的诏书。 清初的紫砂壶上除了刻绘工诗文字画外，常用的落款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宜政年制”，另一个是“景星观”。 据史料记载，这两个章都是明末遗留下来的。顺治皇帝入关后，把原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行宫改为满蒙王公贵族居住的地方，并在此地兴建了行宫。
当时清廷为了防止有反清复明的势力潜伏在民间，对前朝的官吏及各种工匠都进行了登记造册，严格限制他们的行动，以防与民交接，暗中酝酿反清情绪。 据说由于清初制壶艺人较少，因此这些登记在册的手艺人们反而能够自由活动，从事自己的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为皇室及王室成员制作茶具，其工具、材料等都由有关部门专门提供；而大部分人数则供职于民间，按例向相关部门领取经费。 由于需要聘请高手制作御用器皿，朝廷的这项支出相对较高，因此乾隆帝曾两次下令削减制作紫砂壶的工钱，减少皇室用瓷的开支，以缓解财政紧张的压力。 其实，早在康熙年间，宫内所用的茶具就已经开始改用景德镇瓷器，紫砂壶只是作为收藏和点缀之用。那个时期的紫砂壶上常会见到“景星观”款识，因为“景星观”是故宫里的一个殿堂。 “景星”二字还见于《礼记·乐记》：“天地之和，阴阳之序，莫大于和。和者，至柔之物也，故曰景星。” 郑玄注：“景星，德星也。”唐代孔颖达释“言景星者是，光曜昭著，如星辰之状。”可见“景星”是赞美吉祥的象征。
中国瓷器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物之一，作为具有民族风格的特殊信物，明清及近代外销瓷上不仅出现有反映西方社会审美情趣的纹饰，并且器底款识也有中文、拉丁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日文、俄文和英文等。这些款识的产生与流行是应国外市场的特殊需求而定制的，并且与当时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的传播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陶瓷款识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来看，明代是近现代中国外销瓷款识产生的初期，有中文款和外文款两种形式。中文款中的堂名款或人名款最早出现于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生产的御窑青花瓷器上。到成化、嘉靖和万历三朝出现了数量更多的堂名款，有“钟峦”、“问月”、“怡老”、“养正”、“行有恒堂”、“万泉”和“兰亭”等，其中“养正”款大多为官窑器，而“万泉”和“兰亭”款多为民窑器。器物以碗、盘和瓶为多，釉色有青花和五彩等。“永乐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和“万福攸同”等吉祥款也在成化和万历年间大量出现，并延续到清康熙朝而流行，釉色有青花。款识多为楷书，书于器物底部。外文款的瓷器最早出现于嘉靖年间，主要有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其中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流行带有阿拉伯文款识的外销瓷。
其款识特点为:1、器型以盘、碗、罐为主。2、装饰技法有青花和五彩等。3、多为釉下彩绘。4、阿拉伯文款识多与缠枝莲纹或折枝花结合装饰于器物。5、器物造型上采用平底无釉和假圈足的砂足形式。6、款识为“大明嘉靖年制”或“成化年制”等。
清代是带有外文款的中国外销瓷器的鼎盛时期。款识文字有拉丁文、波斯文、希伯来文、日文和英文等。器物造型上以盘、碟、碗、壶、罐、瓶和瓷塑为主，装饰技法有青花、五彩、斗彩和粉彩等，釉色大多为素白釉，少量蓝釉和翠绿釉。款识文字大多与装饰纹饰结合，装饰技法有青花釉下彩和釉上红彩，地点大多位于碗、盘和碟的内心，装饰于瓶颈、罐肩、盖心和壶流等处的较少。器物底部多数为釉底。带有波斯文款的外销瓷器主要流行于清初，其款识内容多为吉祥语，少数为纪年款，装饰技法有青花釉下彩和釉上红彩，装饰于碗、盘内心。带有“寿”、“福”、“寿桃”等寓意纹饰和红彩寿字纹的中国外销瓷多流行于康雍乾时期，造型上多为盘、碗和壶，主要流行于日本长崎、非洲地区和英国。带有英文款的中国外销瓷器开始出现于康熙晚期，英国伦敦一家出售瓷器的商店就曾经销中国茶具，并在茶壶等器物上特别请景德镇工匠用青花书写英文款。雍正时期带有英文款的瓷器上出现船纹，大多为三桅帆船和二桅帆船，极少数为单桅帆船，并且出现有商主姓名。装饰技法除了青花釉下彩和釉上红彩外，少数为红彩。装饰地点基本位于碗、碟和壶的内心。文字通常为楷书，书写风格优雅流畅。英国东印度公司特制的青花瓷盘是这类带有英文款外销瓷器中最有特色的，其图案以罗马神话故事中的丘比特和大利德等形象为主，在丘比特的周围配以莲花和卷枝，整个图案充满浓烈的中西合璧艺术风格。到18世纪中期，中国外销到英国的瓷器上开始出现纹章瓷。
带有希伯来文款的中国外销瓷大多流行于乾隆时期，到嘉庆朝逐渐减少。器物造型上主要以盘、碗、杯和茶壶为主。装饰技法有青花、粉彩、广彩和斗彩，釉色大多为素白釉，少数为抹红釉。款识风格优雅，色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