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因为连年战乱和中央政府的弱势地位，所以出现了大量地方军阀、势力拥兵自重，为了稳定自己的地盘，维护自身的势力范围，这些军阀、政客开始印发钞票。 比如孙传芳主政的长江三虎之一张作霖就印钞，他印制的钞票称为“关金”，以1：20的比例兑换法币；后来老蒋也学孙传芳，在抗战前开始大量印钞，即所谓的“法币政策”。 但老蒋比孙传芳聪明，因为他掌握着中央银行，还掌握了上海央行，因此他可以双管齐下，同时控制货币的发行与兑换。
可是后来老蒋还是玩脱了，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持抗战，老蒋开始了无限制的印钞，以至于到了战后，法币已经变得毫无价值了——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恶性通货膨胀。 而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抗日战争期间还有一党存在并发行了自己的钞票，这党就是汉奸汪伪政权，其发行的钞票被称为“汪记法币”或称“汪记钞票”。
由于汪伪政权是伪满皇帝溥仪认祖归宗后建立的汉人统治区域，所以其货币政策也是效仿国民政府。 抗战胜利后，这些钞票被统一回收销毁，不过当时因战争而出现的巨额通货，却再也没有收回。
这些钞票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袁大头”和“孙小头”。
澹台浩晨优质答主中国是货币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从古到今从未发行过纸币。虽然，元代曾经发行过官方性质的纸币，但是没有流通开；明清两代也曾经进行过一些试验性的发行等等。但是，纸币始终没有成为正式货币。
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复苏并日益发达，铜钱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就为纸币的诞生和流通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土壤。在清代道光、同治年间，天津就出现过一种民间发行、流通的银钱引，可与银或制钱通用，这种银钱引就是纸币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倾销中国，使中国对外国的付款不断增加，大量的银两银元外流，再加上太平天国起义，清朝镇压起义军，军费开支十分浩大，这样导致银根紧缩，通货奇缺。1853年，户部奏准各省铸造大钱，以大钱代银行使，这使钱价日昂；同年，英法两国借口换约，率海军进犯大沽口，遭到爱国官兵的痛击，英法侵略者无端受到损失，因之乘船回国，沿途强买货物，用银付款，也把大量白银带出了中国。这一年内天津地区约有一百余万两白银被运往国外，造成了本市和直隶地区的银根紧缺。钱贵银贱，钱积少不能代银行使时，商品交易就发生了困难。当时人们甚至在交易所内先付大钱，然后再等银价回长时，再往取回成色不足的银元，由此可见当地货币发生紊乱的情形。
天津埠商业发达，金融兴盛，这种种情形使大银号感到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于是就在清咸丰三年（1853）天津估衣街南头的德泰厚银号开始发行一种代替银两流通的纸币，称为官票。票面银分千文、五百文、二百文三种，票面图案为乌龟驮八卦，下面注有“官票可作银使，倘有使用此票不收者，许控辕究办”字样，票上盖有“德泰厚”大印。因为德泰厚是当时的天津大银号，信誉可以负责，所以人们认为只要拿着“德泰厚”的官票就等于拿着铁铮铮的银两，都可以通用，因此很受欢迎，使用广泛，这是中国北方发行和流通纸币的开始。
但是，清政府并不因德泰厚票钞流通有益于天津金融，而予以认可和支持。咸丰十年（1860）英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直隶总督恒额，为了收买军队，不惜大印制宝钞（钱钞）一万多吊，在钞票上注明“直隶总督印行宝钞”，实际上由德泰厚银号印刷和发行，并由各官银号收兑，作流通使用，这是中国首次由官府自行印行纸币。
从此以后，大银号发行的票钞，被叫做银钱票，而官府印行的就叫做官票，官票、银钱票（汇票）在直隶地区同时在流通中行使。
1862年，法国侵略者侵占广州时，广州的钱钞（钱纸）“广信票”被强行带至天津市场，广信票与德泰厚银号的银钱票同时在天津流通，为外国票钞进入中国开了先河。此后，外国银行也纷纷在华设立分行，发行钞票，天津成为列强争夺印钞权的重点城市之一。1887年中国通商银行获准印制银元票券，成为第一家有权自行印制钞票的中国私人银行，但外国银行掌握的印钞权仍占绝对优势。1928年前，天津市场的纸币以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