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雨饷银壬子价值多少？
1902年，清政府为筹办京师同文馆，派遣丁韪良等赴日考察，聘请日本文部省教授、汉学家加藤弘、山田俊明等人担任主讲，聘用外国人任教的“官学”性质开始显现出来。 此后，清廷任命美国传教士狄宝书（W.H.Dibb）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派其赴欧洲采购仪器和书籍；同时命侍读学士达桂等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袁世凯商办北洋大学堂事宜。
在光绪帝的亲自过问下，这些洋学堂逐渐办了起来。不过，对于顽固保守的道光、咸丰两朝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而言，创办洋学堂这件事仍有点让人难以割舍下心中的那种传统观念，毕竟让那些从进士出身的高官去承认自己跟乡巴佬一样去接受西学，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他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迂回的方式，即通过举办翻译馆、译书局来介绍西方文明和科技，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时，将西方的科技著作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而《四洲志》、《南洋述略》及《澳大利亚地理志》正是出自广州译书局、上海译书局的工匠之手完成，它们成为近代中国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