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宝通宝值多少人民币？
应该对盛宝通的评价保持理性。 所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铸币案”其实是当时舆论的夸大其词，事实上户部所铸铜币数量巨大，仅道光二十六年一月十四日（1846年2月7日）一日的铜料消耗就达到56万斤（《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三）。
其次，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这种货币的价值和影响。 清政府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式铸造“道光通宝”铜币，形制与咸丰通宝相同而钱文唯读“道”而不分“光”“聪”。从文献资料来看，“道光亮银”或“道光本位”说确是当时一种通行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似乎没有考虑当时的外汇情况。根据张集馨的记载： 广东洋银流布甚广……故银价之昂，自京师至两湖、两淮、两粤以至闽浙，无所不至。至有以钱易刀者，即江南水陆所用军饷亦然。惟西北各省，因回疆用兵，所需军装等项，仍靠内务府等机构用白银、赤金直接供应，未曾通行银钱兑换。若论各省用银之处，如建衙门、修城墙、治水患、做工程，无一不是开支银两；即乡民买田、雇工，官吏士子应试，亦都是银两作本钱。若按各省用银之处计算起来，真不知有多少了…… (1)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乾隆末年及嘉庆初年，白银已经比较普遍地用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交易，甚至一度成为地方财政的正式预算单位（如川省）；到了道光朝又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扩散并深入其中。但是，这一现象的发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就此完成了由物物交换向货币经济的转变进程——至少在官方文献里，人们仍然习惯于将银两作为“外国货币”看待。
所以从历史文献来考察的话，我认为“道光通宝”的铸造并没有导致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最后，我想谈谈对于这枚硬币的个人看法：作为一个帝京文物，它虽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但作为一个流通货币，它的形制的单一化和内容的刻板化确实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虽然它的面值是“随国用添减”的）。如果我是道光皇帝的话我会让户部分别再琢磨一下这个铜钱的设计——也许这样可以给它增色不少，起码不会像现在那么单调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