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牛角章和什么价值？
这个牛角章是当年戴季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使用的部章，上面刻有“中央宣传部”字样，下部刻有两行铭文：“宣传党的主义 指导民众行动 宣字九十九号 二月二十日”，下面落款为“国民政府印铸局制造”并刻有日期，整个印章造型美观、制作精良、字迹清晰。但该印章并非当时通用的国徽，而是由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吴稚晖提议刻制的。
据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员的张友渔回忆，1932年3月初，中宣部下属的政治报告处成立，由他兼任处长。吴稚晖为了推销他的《新政治建设纲要》，要各报社发表评论文章以造舆论，同时还要各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出关于这部纲要的征询意见的通知。但是报纸是有一定发稿权的，不是你说登就登的。于是吴稚晖便找了张友渔，让他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各报社负责人，要求他们照发此文。
张友渔对吴稚晖的提法不敢直接表示异议，便用了“婉拒”的办法，在给各报社负责人的信件中表示，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他的话还不具备正式发言的资格，因此不能冒然表示同意或反对，建议先由党内讨论通过。然而，张友渔的这个“婉拒”并没有成功，因为当时正是蒋冯阎大战之际，各派势力都想争取民党中执委张友渔的支持。结果，张友渔刚把信发出，就收到陈立夫发来的急电，要他马上将信收回。随后，张友渔亲自赶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邓文钊的帮助下，才总算把这件事敷衍过去。 后来，张友渔又提起此事，感叹道：“那时我若坚持己见，可能历史就要改写了！”（张友渔《七十年见闻录》） 事实上，在当时那个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一个知识分子要想保持独立的人格确实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