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昌作品春天现场？
在所有入围本届AAC艺术中国年度青年艺术家提名的作品中，何云昌的作品《春天》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件。它特殊在这件作品完成的过程是如此艰难，特殊在这件作品因为各种因素而无法呈现于评选者的眼前，特殊在这件作品成为所有候选人中唯一一件未能成形的作品。而它又是如此地切合“青年”的概念，这个在中文语境中所独有的对年轻者所赋予的具有褒扬意味的敬称。它所指向的，不仅仅是一个年龄的阶段，更包含了一种对于对现状的反思，对未来的期待。这不仅仅是对于入围者而言，对于本届评委，对于所有支持AAC艺术中国的人物而言，如此。
2004年春天，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策划了一场名为“春晚上”的展览，其策展人朱朱在《为什么不能是春晚上》一文中，如此地描述了青年们当时对于未来的希冀：
“如果说艺术界仍然有那么一隅值得我们留恋，那必定是因为它在某些时候像一个小型的乌托邦，艺术家们为了保持自我和彼此的良性互动，情不自禁地营造着一个不被污染的清洁环境，那里弥漫着自由之风。于是，‘春晚上’，由一群80年代中期生人的艺术家发起的艺术聚会，就在这种情形下于2004年春天在北京的一个地下空间内秘密进行。在那些日子里，当人们在艺术圈里抱怨中国当代艺术在向世俗倾斜，在抱怨北京的房价和地租飞涨，在抱怨艺术馆（馆）的商业化和权力化的时候，一个远离喧嚣的隐秘空间，一段短暂的自足时光被创造出来了。”
然而，仅仅在十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已经完全地偏离了青年艺术家们曾经所期待的轨迹。正如在“70后的当代问题”展览中胡赳赳引韩非子以言：“民之无令，若鱼之无水。鱼，非不生于陆，而用失其宜；民，非不生于政，而王失其宜。鱼失其宜则死，民失其宜亦死。”
2013年的初夏，一群中国最具前途的艺术家发起了名为“春天”的艺术活动，邀请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尚潮流，不同艺术形式，不同艺术门派，不同政治倾向，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域空间，不同思维取向的艺术家参加。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聚集更多的力量，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共同对抗这十年来，艺术被各种力量所裹挟，而不断被异化的过程。他们希望通过在“春天”这个时间段，能够唤起我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和信心。他们希望通过“春天”这个活动，能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力量，能够使得艺术界和艺术的未来能够焕然一新。
然而，如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青年一代一样，在理想和现实的剧烈冲突面前无处遁逃。“春天”这一艺术活动中，原计划包括了王劲松的艺术项目；在今日美术馆举行王式廊绘画艺术作品展和出版；在今日美术馆举行“马厩”，胡向前计划的一个展览；在798映艺术中心举办王鲁黔个展；举办“70后的当代问题”，刘鼎和卢迎华主编的一本书和展览；在今日美术馆举办“非青美”，胡昉做策展人的一场青年艺术家群展；一个由胡介鸣和曹良玉等人共同策划的展览在北京某个地方举办；冯大鹏在798某画廊举办个展，以及由刘韡的“我们艺术小组”进行的“100万青年”的相关活动。这些活动因为“春天”活动自身的不可控性而陆续落空。最后，只有在798映艺术中心举办的由胡向前策划的“马厩”展览如期举行，并且成为唯一一个被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
对于大多数从事艺术管理的人士而言，这样一种“自杀”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它对于艺术界的常态，其对于艺术的常规操作方式，对于艺术体制中的各个环节都是一种挑衅甚至于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此“自不量力”的青年一代必然被这个体制所排斥或排挤，这也是“春天”无法得到任何的官方支持与制度力量的保障的理由。它在艺术的权力丛林中注定要受到压制。这也是当作品完成之后，无法在北京找到展示空间的最终原因——在这个以资本为最大公约数的北京，所有艺术空间都必须尊重资本所主导的美学规则。正如艺术家孙原在一次对谈中所陈述的：“青年是被消费的，它是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今天青年变成了一种符号，大家消费你的年轻，你的激情。”
在此语境下，“春天”一词的双关含义尤其让人心酸：无论是对于中国而言，还是对于青年而言，春天，或许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并非某种“常态”。对于春天的期望，是对于世界的温情与呵护，是一种对于现状无法容忍的质疑和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心，是对抗权力压迫的利器，对于个人利益的不断妥协与放弃。这一切，都是在以“青年”之名所践行。它并不为了赢得青年的称号，而是以“青年”之名，行“青年”之力。
在今天的“新常态世界”（New Normal）中，经济的不景气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在这样的境况下，人们对于未来的希望变得渺茫。这在以消费和乐观为导向的西方社会中，带来了各种问题。而在在以革命与斗争为导向的中国，它则导致了对过往的不断的缅怀。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政治的讨论，对于未来的思考逐渐丧失，而代之以个人的“微幸福”的寻求，对于现实的不断妥协。在这样的时代中，对于现状的不断屈服取代了对于未来的期待，对于个人的关照替代了对于整体的诉求。艺术系统亦无法幸免地被这样的时代所裹挟。在2013年春天之际，一群青年艺术家和策展人试图通过“春天”这一艺术活动，对于这一切表示抗争。他们在春天之际，试图“唤醒”曾经存在的激情和对于未来的憧憬。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仅仅这种在不可能中试图完成的努力本身，是对“青年”这个称呼最高的褒扬。